“于此見圣賢之流澤未有艾(南寧紅木家具)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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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□ 本報記者 盧昱  “西儒有言,五百年后孔道將遍行全球,是知尊崇圣教無中外古今,同歸一轍。此邦人士汲汲焉,于戰(zhàn)亂之后,以修復孔廟為急務(wù),使千百年芹香藻潔之地,垣墉既勤,輪奐尤美,于此見圣賢之流澤未有艾也。”仲春時節(jié),記者與《壽光歷代碑刻》一書的編著者張書功一起,在壽光博物館訪到一塊90年前所立《重修孔廟碑》,上為節(jié)選的部分碑文。碑文中,可見當時壽光縣長王家賓對儒家文化的自信和使命感?! ∥膹R作為一種公共建筑,具有祭祀圣賢、教化人心、提振文風等重要作用,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一個地區(qū)的文化與教育實力。山東作為儒家文化的發(fā)源地,文廟數(shù)量之多、規(guī)模之大、建筑之精美,是其他省份遠不能比擬的。齊魯各地文廟的釋奠禮儀、從祀制度多有類似,仔細審視古人對文廟的維護、修繕,可管窺不同時期人們對儒家文化始終如一的追尋。“文廟興則教育興”的信仰力量  山東各地文廟常因各種原因而損毀,所幸的是,山東重文之風盛行,文廟的每一次重修,都能得到整幅官員、鄉(xiāng)紳、百姓的財力支持。文廟興,則教育興;文廟衰,則教育衰,在這樣一種全社會的信仰中,以木石磚瓦形式存在的文廟屹立在人間,歷經(jīng)數(shù)百年的滄桑而完好無損,這昭示了生命之外的另一種存在,它比肉身更長久,比人的存在更具超常的力量?! ∫郧逢I里孔廟為例,自孔子逝世到南北朝時期,孔廟規(guī)?;緵]有大的變化?!端?jīng)注》說:“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。宅大一頃,所居之堂,后世以為廟?!迸c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所說“孔子家大一頃”相同。東漢永興元年,桓帝下令修建孔廟,派孔和為守廟官,“立碑于廟”,孔廟始置官守廟。永壽二年,魯相韓敕“修飾孔廟”?! 〗?jīng)過漢末戰(zhàn)亂,孔廟荒廢。黃初二年(公元221年),曹丕下詔在魯郡“修起舊廟”。西晉末年,“廟貌荒殘”,東晉以后更是庭院寥落。東魏興和元年曾修繕孔廟,廟中雕塑了孔子圣像,旁邊塑起他的十位弟子像,是為孔廟有塑像之始?! √?、宋時期,孔廟修建有十余次。唐高祖詔令國子監(jiān)設(shè)立孔廟,唐太宗下令除在國子監(jiān)修建周公、孔子廟外,各州、縣也必須建孔子廟,于是,孔廟成為全國分布最廣的禮制廟宇。與此同時,曲阜孔廟規(guī)模也不斷擴大,正殿、兩廡等建筑達30余間。宋真宗天禧二年(公元1018年)大修孔廟,擴大舊制,增建為三路布局四進院落,增廣殿堂廊廡316間?! 〗稹⒃獣r期,曲阜孔廟曾多次修建,但現(xiàn)存規(guī)模宏大的孔廟建筑群是明清時期完成的。明代共重修、擴建孔廟二十一次,是歷史上重建次數(shù)最多的朝代。最大的一次修建自明弘治十二年(1499年)開始,當時,孔廟遭遇雷擊,大成殿等主要建筑120余間“化為灰燼”,明孝宗下令重修孔廟。經(jīng)過五年時間,花費15.2萬兩白銀,奠定了現(xiàn)在的規(guī)模。  清朝共修繕孔廟十四次,規(guī)模最大的一次始于雍正二年(1724年)。那年,孔廟又遇雷火,清帝親自到太廟祭祀孔子,并調(diào)集十二個府、州、縣令督修,共用了六年多的時間,耗銀15.7萬兩,重建的孔廟巍煥崇閎,堅致壯麗,纖悉完備,煥然一新。事關(guān)鍋架律法、官員考核  明清兩代,時人對文廟的修繕記錄更為完備,得以讓今人看到更為豐富多彩的土木工程進展情況。地方官員興建或修葺文廟的動機,除崇儒信仰外,還事關(guān)鍋架律法,官員職責與政績考核。《大明會典》即明確規(guī)定,學校仰提調(diào)官,若遇廟學損壞,需及時修理完備。清初,統(tǒng)治者便要求地方興建學宮?! ‰m然整幅鼓勵修繕,但地方經(jīng)濟狀況卻影響該進程。若一地經(jīng)濟運行平穩(wěn),經(jīng)濟狀況良好,晏然無事,民獲安堵,守土之官亦不憚修繕。這樣由地方官首倡,加之士民捐助,文廟建筑群的修繕可順利完成。但各縣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狀況不同,其修建難易有差。以德州為例,“臨邑,齊右大縣也。舊稱富庶,冠于他邑,故廟學之制規(guī)模宏大?!睂幗蚩h李東陽《重修廟學記》:“寧津在邦畿中土地膏沃,民庶而富,俗敦而麗,為河間首邑?!薄 《鴳c云縣經(jīng)濟狀況與寧津縣形成鮮明的對比,金文淳《重修慶云縣學碑記》載其地“僻近海濱,土洼斥而民貧瘠,故自有明以來,屢修而屢壞者,殆亦物力之艱也”,往往工未竟而力已竭。  倘若當?shù)亟?jīng)濟發(fā)展不平穩(wěn),或遭遇災荒,守土之官常常有欲為之心,無可為之時,處不得為之勢,不能輕易興工,文廟的經(jīng)營只得徐徐圖之。以夏津為例,洪武二十四年(公元1391),夏津僅有687戶,4279人;嘉靖十年(公元1531年),人口方達39155人。所以在明代夏津縣《重修儒學廟記》中提到:“夏津于山東為小邑,賦入單儉,疆理偏迫,詩書禮樂之教缺然不興,無以成其聰明碩大之財?!薄 ‘斎?,地方官員在修建文廟過程中,有一些不可控因素:或因某地邑令升遷過于頻繁,無暇顧及文廟;或者文廟在修繕過程中因丁憂去職,功緒被迫中輟,歷幾年而成。如乾隆年間,武城文廟大修,工僅有半,邑令朱公即丁憂去,未竟之事,留待繼任者完成。陶庵朱公重修平原文廟,工未竣,即故于任所,之后藍公捐廉繼之等等。官修、官紳合修、紳修的背后邏輯  在各種因素相互交織中,士民的捐助亦是文廟修建重要的資金來源。地方望族、紳民或一身獨任,或向風慕義,捐資以助。正如1293年,文學家趙孟頫為利津修建文廟撰文時所說:“或出俸金,或發(fā)私幣,或具行廚,鄰人讓其地,匠人效其功,公徒執(zhí)其役,同聲附和,不約而齊,文風德化之動人也如此哉!”這種眾籌性質(zhì)的修建,是文化上的自覺。宋時,單縣人郭知微,見文廟頹廢,卻無興修之人,便于景德元年(公元1004年)獨力捐貲,“不畏空門之禍,不祈道門之福,費家而修孔子廟”,富春人孫昱對此事有記。為此郭知微還被康熙《單縣志》列入卷八德才列中,以示肯定?! ∶髑鍟r期,山東各地文廟的修建大體經(jīng)歷了官方修建、官紳合修、紳修這一過程。其背后的邏輯清晰:明前期,鍋架財政相對寬裕,地方府庫相對富足,文廟修建資金多來自官府。其中也有特例,如曹縣文廟,其建于洪武三年(公元1370年),初建時十分宏偉。嘉靖二十六年(公元1547年),黃河水涌進城區(qū),除大成殿外,其他堂廡全被沖毀,春秋祭祀孔子,只好用席簿繕褡。金吾前衛(wèi)指揮使王袞念及自家世代蒙受皇恩,自愿重修文廟,為此他變賣了名下的莊田及財物,待木石磚瓦、人工顏料備足后,將文廟修葺一新。到了隆慶時,文廟開始傾頹,此時八十多歲的王袞不忍其廢壞,于是又自備財物,雇用工匠進行了二番重修。  明中葉以后,官府財政吃緊,文廟的修建需依靠地方官員、士紳的捐助。清朝不斷改革賦稅制度,地方府庫難以實現(xiàn)財政自由,雍正朝雖推行“耗羨歸公”和“養(yǎng)廉銀”制度,但這些資金往往被挪作他用。在公款支絀的情況下,僅靠官方資金,地方文廟經(jīng)營難以為繼,只能越來越多地依靠民間力量。對此,雍正皇帝曾諭令內(nèi)閣:“今直省府州縣學宮,或有應修者,本籍科甲出身現(xiàn)任之員、及居家進士、舉人、生員,平日讀圣人之書,理宜飲水思源,不忘所自。如有情愿捐資,不必限以數(shù)目,量力捐出,不必強勒?!薄 】上У氖?,古人只重文廟修繕的結(jié)果,對維修過程多是簡略記述。維修的規(guī)模大小,也決定了耗資多少。晚清,棲霞重修文廟時,官員、鄉(xiāng)紳共捐制錢四千一百八十三千零二十一文(古時計算制,下同),共用制錢二千九百九十七千零六十文,余錢則典買田地,留作廟堂及書院歲修;90年前,壽光維修文廟,計費6320塊銀圓,在碑刻背后,是捐資人及捐資數(shù)額的具體記錄?! ≈档米⒁獾氖牵膹R創(chuàng)修雖事涉頗多,其中也有一些默認的準則:一是不擾民財,我省多處縣志收錄的文廟重修碑記中對此都有記載,“民不知勞而事就”“費雖巨而無擾于民”“己唯恐夫速則病民,亦不欲”“上不捐于官帑,下不擾于民財”“不侵于官,不奪于民。棟宇翚飛,榱桷丹楹”“未嘗費民間一錢,勞民間一力”?! ≡倬褪敲褙毑恍?。萬歷二年(公元1574年),定興賈筮任觀城知縣時,縣中師生請求以修學校、重文廟為首政,但鑒于當時觀城縣地狹民貧,百姓差役繁重,貿(mào)然興修廟學這一重大工程,恐以多事擾民,于是用“言非不韙,力不足也”予以回絕。他任職期間,以吾家視吾縣,勤儉節(jié)約,勵精圖治,被百姓稱為“賈父”。如此行之兩年,正直修明,局勢安定,師生重提前事,賈公欣然同意。從這兩條準則可見古人“寬政役,敬百姓,則國富民安矣”的為政之道。  當然,修文廟的目的是守護儒學的精神家園。孔子思想與儒家文化在文廟這一公共文化空間的不斷修繕中,猶如春風化雨,由廟堂至民間,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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